贺根民：从民国家庭小说生态看《金瓶梅》的示范意义

家庭作为中国社会肌体的基本单元，它依赖血缘与婚姻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形式，基于家庭、家族而建构的宗法体制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柱石。

在血缘伦理型社会之中，家庭往往是封建伦理的执行单位，它具有生存场所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属性，是个体生命起讫的文化支点。无数个家庭所凝聚的民族文化性格沉淀为一种集体文化，打造家国一体的文化镜像。

晚明以降的小说家倾情于家庭，从不同视角去透视传统文化生态，绘制了五色斑斓的家庭小说书写镜像，打造了中国小说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寄意时俗、立足于家庭的兴衰变迁来考察社会人生，成为《金瓶梅》所标领的文化视角。

早在20世纪之初，黄人《中国文学史》就将《金瓶梅》定位为家庭小说，发掘《金瓶梅》的家庭小说特质。

田秉锷、张俊、杨义、杜贵晨诸先生亦有相关的精彩论述，他们进一步推戴《金瓶梅》的家庭小说的审美取向。

民国文人承袭《金瓶梅》的世情视角，对接启蒙和救亡的时代呼声，深度省视社会转型期的家庭生态，在民国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家庭小说书写的古今演变，助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一、民国家庭小说生态及其主要趋向

文学文本是社会生活被不断擦洗和刷新的表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局部解构了传统文学观念。

东来的西学加速中国文化拥抱世界的进程，它糅合中华传统学术的自新机制，刷新着国人的认知谱系，个体意识自觉和民族国家想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文化“他者”的观照下，应和着晚近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步伐，控诉传统大家庭的罪恶、揭露家族制度的吃人本质，个体与国家藉以对传统家庭的批判和反省而同谋共构。

缘于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鼓吹，小说一反昔日的小道卑体认定，文类地位空前提高，逐渐从“私人化”到“国家化”过渡。

小说成为民国文学书写的主流样式，它负载着兴国安邦、关心民瘼的宏大目标。

个体自觉意识加速国人脱离传统的趋势，个体便在家庭和民族国家想象之间走钢丝，自从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上指控家庭为“万恶之原”后，个体和国家的纠葛因为家庭的参与便获得新的叙述空间。

个体的身心争夺成为民国各种家庭与国家话语拼杀的重要内容，日益恶化的民族危机致使国家赢得对个体话语的控制权。

职是之故，民国妇女解放、身体自由等相关目标设置，大多关联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家庭伦理与国家想象成为时代天秤上摇摆的砝码，民国小说书写踏上了漫长的家国冲突之旅。

个人的发现和创造“新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功绩之一，它是梁启超“新民说”开出的时代之花，突破传统宗法体制的束缚是张扬其存在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启蒙与救亡的旗帜下，新文化人往往出于批判传统文化的考虑，书写新一代青年走出家庭牢笼的真实历程，勾勒破家立国的宏大叙事模式。

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横亘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家庭自然成了他们实现宏大理想的主要障碍，传统家庭及其附丽的宗法体制成了民国小说家集中攻讦的目标。

陈独秀、李大钊一度孜孜推行新文学建设，但是文学只是他们改造国民、施展政治抱负的手段而已，毕竟最能牵动他们心弦的仍为文学的政治承载。

真正全面暴露和批判传统家庭弊害，以改造国民性来助推文学“首在立人”的使命的，还得从鲁迅那里发凡起例。

鲁迅《狂人日记》作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开启了民国批判家庭、家族制度的文学创作模式，引领家庭小说启蒙主题的言说路径，在个人遭际和国家命运的关联上展开想象。

《药》中的夏三爷害怕株连去告发亲侄，显示人性的阴险和自私。

《伤逝》中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宣言发出民国文学天空的最强声音，撕裂封建礼教禁锢女性身心的铁幕，身体解放或离家出走成为她们顺应国家呼唤的回答。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不少篇目都关涉家庭问题，《呐喊》中的《明天》《兔和猫》，《彷徨》中的《祝福》《弟兄》都在家庭之中设置叙事场景，直面家族伦理的虚伪和残忍，而就单部作品而论,其乡土小说并非民国家庭小说的典范，但其全面而深刻的考察视野和创作实绩，又为民国家庭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备经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新文化人大多理性地省视传统家庭文化，检讨敦亲睦族的伦理原则，将个体意识的觉醒浸透于家庭小说的书写之中。

巴金、老舍、路翎、萧红作为一代受过五四文化熏陶的小说家，掀起民国家庭小说创作蔚为大观的局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巴金“激流三部曲”是家庭小说的精彩华章。其1931年的《家》择取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演绎这江河日下大家庭的悲欢离合。他以批判与忏悔并举的格调，既客观抖露大家庭的专制与龌龊，鞭挞封建礼教扼杀青年一代的罪恶，却又本能地流露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宗法伦理的认同与眷念，展示废墟上涅槃重生的人生拷问力度。

而其《憩园》则以一所大公馆两代人的悲剧来揭示寄生生活对人性的腐蚀，批判福荫后代的陈旧观念。

1938年林语堂《京华烟云》例以三个家族来全景式透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推崇家庭的自然和谐、人情诗趣之美，高赞家族制度的道家化。

1935年李劼人《死水微澜》和1944年开始创作的老舍《四世同堂》均属意家庭视角，都对社会风云和民族国家命运做了微观化处理。

在前者中，小家庭蔡家兴顺号的否极泰变是社会各派势力浮沉的晴雨表；而后者的祁家大院则是打捞民族文化记忆、观照非常时代的国人对待家国态度的重要窗口。

1943年张爱玲《金锁记》侧重情感、欲望等因素来撕裂两性温情的面纱，展示现实人生刻骨铭心的失落。《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的白公馆，以及《家》中的高公馆，已成为没落社会的象征。

张恨水《金粉世家》谱写冷清秋争取个人尊严的努力，借佛学来咏叹宇宙人生的悲幻虚无；巴金《家》饱蘸情感来抒写鸣凤之死，凸显人的存在意识。

民国作家以其生花妙笔，砸碎传统家庭的枷锁，解构和重新检讨旧式家庭的存在形态。

大体来说，民国家庭小说呈现批判和眷念的双重特质，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书写多为与旧式家庭决裂的反叛宣言、冲破罗网的呐喊；30年代则逐渐回归理性分析的途辙；40年代更趋多元和复杂，犀利的批判话语之中不乏温情的留恋和眷顾，多了几份人生沧桑，少了些许呐喊的激情。

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破家立国的文学主题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靳以的《前夕》、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显示，家庭伦理逐渐失去其神圣的光环，预示着家族制度必将崩溃的命运。

巴金以新旧二代的冲突来抒写父权制度的终结，批判和诅咒大家庭的罪恶，也客观展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担忧。

张爱玲致力于人性的挖掘，抖露上流社会残缺之家的龌龊与污秽，藉以人性的扭曲来解构传统家庭伦理。

如果说巴金、张爱玲属意于揭示传统家庭的残忍和虚伪,那么林语堂、老舍则在批判旧式家庭罪恶的同时, 也不自觉地对融融泄泄的家庭伦理许以少有的眷念。

民国作家眼中之家关联着乡土中国与文人精神世界，并由此拓展，辐射至广阔的社会百态和历史变迁。

大体而论，鲁迅的家庭叙事侧重外在冲突，视小说为社会矛盾的浓缩，在很大程度上是讨伐等级森严的人伦规范；

张爱玲更多从情感、欲望等人性内视角拓展，抖露沉重枷锁下的欲魔肆虐效应；

老舍和林语堂的家庭书写则绾合了家庭存在的内外视角，既借家庭来透视社会人生，也客观认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亲情；

有别于五四先驱的狂躁呐喊，京派小说家静观家庭宗法体制，勾勒相依为命、清新淳朴的乡村家庭，不无柔情的裹挟和流露。

沈从文《长河》和《菜园》、废名《竹林的故事》和《桥》则戛戛独造田园牧歌式的家庭，探究古朴家庭的人性之美。

如此，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民国小说家激于民族国家想象，开启对传统宗法体制的深度批判模式，不可避免地刻画了个体和家庭的冲突与矛盾，而内化于血液之中的寻祖意识，致使他们仍无法完全消解对家庭的身心依恋，或许这就是民国家庭小说杂沓纷纭的文化生态。

二、《金瓶梅》开创的家庭视角路数

“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1]《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典范之作，它择取西门庆一家的发迹变泰来展示炎凉世态，以迥异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斤斤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传奇趋向，属意世俗家庭的琐碎事务，藉以家反宅乱来映照广阔的人生万象，开辟了中国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新路。

家庭作为一种题材类型，其选材至少自《世说新语》已经发轫，魏晋志人小说、宋元话本均有不少关涉夫妇之伦和家庭生活的篇什，宋元话本像《快嘴李翠莲》《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等作品为《金瓶梅》的诞生作了题材和叙事格调上的准备。

《三国演义》《水浒传》亦曾注意到家庭题材的文化价值，但家庭题材自觉和独立直至《金瓶梅》方才真正实现。突破昔日小说为帝王将相、神仙佛祖摹声绘神的积习，《金瓶梅》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取尚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路。

对此，杜贵晨先生的断论颇为精到：“《金瓶梅》作为第一部家庭小说的意义，决不止于与《三国》诸书为异曲同工，而是提供了文学更深入具体地写人、人的本性、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典范。”[2]

沿袭宋元话本凸显家庭题材的审美取向，《金瓶梅》实现对《水浒传》中市井风情书写的有效移植，它标举了家庭小说的题材和主题方面的类型传统。

《金瓶梅》立体表现以西门庆家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网络，反映了晚明社会的末世景象，凸显了中国小说史上家庭视角的独特价值。

郑振铎推崇《金瓶梅》叙事艺术的开创意义，他以《金瓶梅》与《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对比，视后三者为中世纪产物，“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3]

《金瓶梅》打破中和之美的传统观念框架，从家庭视角谱写情爱与死亡的双重主题，勾勒一部富有“现代意义”的世情生活画卷。

《金瓶梅》因西门一家辐射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以家庭为核心，藉以西门庆情欲而延展的家庭生活圈，展示情欲与死亡的主题；

藉以西门一家的人际交往所达成的商界、僧道、市井朋友圈，展示唯利是图的生活法则；

藉以西门庆攀高依附相互利用所结成的官场网络，展示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的官场定理。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84条载：

“《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4]

家庭生活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以西门庆家庭为核心，引出其他家庭，勾勒一幅家庭生活的全景。

作为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的西门庆，其多色杂合的身份标识折射资本积累时期商人的基本品味，贪婪无耻的流氓手段、专横跋扈的行径展示独罪财色的意旨，小说文本也借以他对财色无边追逐来显示市井生活的新法则。

商业文化正以其不可遏制的势头冲破儒家文化的铁幕，欲望泛滥导致人性的失落，显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裂变。

《金瓶梅》藉以西门庆的社会关系网，关涉八百多号人物，形成纵横交织的人际关系网络，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权商征逐于市井、官场、商场等多个领域，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物欲横流的社会风貌，展示作者冷静的人生思考。

若此，富有现代意义的《金瓶梅》打造了一幅市井社会的全息图像，突破之前家庭书写的零散状态，引领后世小说贴近尘世时俗的写实趋向。

《金瓶梅》复制出一个独具中国意蕴的家庭小说环境，确立后世家庭伦理型小说的演变模式。

兰陵笑笑生贴近晚明的文化生态，营造世俗家庭成员栖息的特定环境，赋予其以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既展示西门庆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又客观表现他精明能干的角色属性，凸显人物的多色性格。

迥异于女性的传统定位，《金瓶梅》中的女性绝少婚姻的束缚，闻“性”而动，男人借财可以渔色，女人藉色可以敛财，

《金瓶梅》中的欲望男女部分解构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子嗣的传承让位于情色本位，欲望本能的释放形成女性地位大面积改善，这不单见于妇女改嫁之上，亦表现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提升，

譬如孟玉楼的改嫁、李瓶儿和王六儿对家庭话语的把控，所有这一切，均蕴含着男权文化的解构和传统婚姻的颓丧之势。

《金瓶梅》以点及面，假诸家庭的窗口来深度解读和剖析社会，展示中国小说史上家庭视角的独特价值，标举了家庭——社会的立体网络式的叙事模式。

张竹坡云：“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5]

感同身受、穷愁著书，兰陵笑笑生属意构思一篇晚明市井的社会风俗报告，为物欲横流的社会末世弹奏一出凄冷的挽歌。

直面市井生活，西门大院成为各类反面角色的汇聚之所，夫纲不立、妇道不修、尊卑失序、奢侈破家，帮闲牙婆频频光顾西门大院，就连其常住之人，举手投足亦难脱市井的笼罩，人性的扭曲和肉欲的恶性膨胀造成《金瓶梅》肮脏而龌龊的世界。

《金瓶梅》是一处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的语料富矿，调动俗笔俚语为市井细民写心、日常口语的娴熟运用，是其基于家庭视角所开创的一条重要途径。

《金瓶梅》语言带有说唱艺术的痕迹，它以真切、俚俗的语言来表现俗态世情。

兰陵笑笑生熟悉市井生活习俗，他往往以生动活泼的口语，甚至采用不加修饰的现场对白，勾勒毕肖声口的人物性格。

小说第一回中西门庆与应伯爵的那段对话，颇有市井况味：

“西门庆因问道：‘你吃了饭不曾？’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因说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西门庆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说不曾吃，有这等张致的？’”[6]

寥寥几笔，如见其人。活画应伯爵这类的帮闲帮嫖贴食、又死要面子的丑态，简短的市井对话，切近彼此各具特质的性格。

《金瓶梅》大量采撷市井细民所熟悉的俗语、方言、隐语、歇后语入文，以此来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这些语言，大多来自日常生活，通俗浅显。

姚灵犀《瓶外卮言》之“金瓶集谚”收集谚语376条，补遗12条，就达388条之多。

大量富有生气的市井俗语，铸造了这部引领后世创作的世情杰构，这适如时彦所论：“《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都与它作为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特点联系在一起，它的小说史意义也与此密不可分。”[7]

不避粗俗的市井俗语，生动而畅达，还能获得丰富的现场感。

小说第60回叙述官哥断气身亡后，潘金莲转向李瓶儿，落井下石，对着丫头指桑骂槐：

“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班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8]

这段文字藉以一句谚语、四句歇后语来刻画妒意满怀的潘金莲。满嘴粗俗切合了其缺乏教养的角色本位，也勾勒她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蛇蝎心肠。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亦不容忽视，粗糙俚俗的语言难免会走入市井油滑的陷阱，这也预设了“深得《金瓶》壸奥”——诗性小说《红楼梦》改弦更张的契机。

三、《金瓶梅》与民国家庭小说视角的共同特质

绘制多色复合的家庭，成为《金瓶梅》等家庭小说反映社会的共同视角。

《金瓶梅》以西门庆和潘金莲等个体生命的死亡，揭示纵情声色与个人毁灭的必然关联，这帮情色男女的滔天欲浪不断冲击着封建礼教的堤坝。

维系家庭的基本伦理正因为欲望的泛滥而逐渐崩溃，且不说西门庆良莠不分的欲望放逐，就连围绕他而结成的人际网络也成了一个寡廉鲜耻的种群。

王六儿夫妇想尽法子博取他的欢心，阀阅之家的贵妇人林太太抵御不了金钱的诱惑，主动靠近西门庆。

西门大院仿佛有一口巨大的染缸，财色欲望的牵制致使出入其中或在周边徘徊的，均不自觉地被染色，受其驱遣，造成人性的迷失和精神的荒漠化。

《金瓶梅》与民国家庭均具有开放型的家庭表征，且不论民国各色的家庭书写，早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竞技场。

明末的第一个典型家庭——西门大院，它不仅向内开放，身为女婿的陈经济可以自由出入内闱；也对外开放，妓女、僧道、江湖医生、牙婆光顾其门、穿梭其中；

更有甚者，西门大院的女眷公开走出家门，这一切均撬动着封建大厦的根基。民国小说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家庭视角来透视社会百态和人生际遇，已成为民国小说赓续传统的重要显现。

家庭作为一种观察社会的绝佳窗口，其所承载的集体符号意义被放大，赋予了广阔的空间意义。

直面家庭、家族的种种黑幕和罪恶，控诉礼教“吃人”的残酷现实，家庭叙事还夹杂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建构，应然的现实表现与必然的理想诉求形成悖论，乡土中国的宗法规约与精神世界的自由感召成为民国小说家惯常拿捏不定的存在焦虑。

小说题材由传奇趋向写实，家庭作为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它自《金瓶梅》以来就沉淀为一个较为系统的叙述体系。

家庭关乎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家庭小说书写或隐或显地反映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演变。

小中见大，家庭人物往往具有多种社会身份，其举手投足关涉社会生活多个领域。

家庭兴衰成为社会沉浮和人物命运的晴雨表，家庭小说实现了由一家推及一国和社会的考察路径，广视角、多侧面地展示社会生活画卷，确立以家庭为核心来透视社会大千的叙事模式。

宏大叙事微观化的处理方式、贴近文化生态的写实笔触，建构了家庭伦理型小说创作的基本范式。

藉以一个家庭的兴衰变迁来映照国家和社会的观念变化，这已成为古今家庭小说透视社会万象的基本理路。

民国家庭小说更多地取材家庭生活琐事，由一家来推及天下，绘制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和世态人情的演变脉络。

李劼人《死水微澜》以成都天回镇蔡家兴顺号为背景，绘制教民与袍哥的势力消长镜像，其他诸如土豪、官府、洋教会的角逐与斗争，形成合力，掀起一阵窳败死水般的神州大地上的微澜。

邓幺姑为了欲望而出奔，不无女性希冀社会平等的呐喊。但在发生缘由上，其与《金瓶梅》中孙雪娥私奔来旺儿的动机，不无暗合之处，欲望缺位或是其背后的推手。

老舍《离婚》择取七对怨偶，以幽默、调侃的笔触，在离婚的阴影下考察普通人家的衣食住行和人际关系，藉以个体人生困惑来抒写社会的沧桑巨变。

《金瓶梅》突破昔日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线性结构或串珠结构，标举了收放自如的网状叙事结构。

家庭小说通常借诸一个核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特色表演，展示其在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引领和统摄功能。千头万绪、平凡琐碎的家庭细事往往因为核心人物的掌控而变得清晰有序。

聚焦于核心人物，可收纲举目张之效，这无论综括西门庆的生活轨迹，抑或关注民国家庭小说中典型人物的言行，均从不同侧面传递了家庭视角的叙事张力。

出于文类提升的需要，中国小说具有天然的慕史观念，家庭小说往往出自为家庭立传的考虑，染带浓郁的史传色彩。

在张竹坡看来，品读《金瓶梅》能得阅读《史记》之妙：

“吾所谓《史记》易于《金瓶》，盖谓《史记》分做，而《金瓶》合做。即使龙门复生，亦必不谓予左袒《金瓶》。而予亦并非谓《史记》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史记》之妙也。”[9]

《金瓶梅》从《水浒传》中拈出一段男女情色故事敷衍成一部家庭兴衰变迁史，欲望男女的情色追逐、家反宅乱等种种事实都藉以家庭而上演，公馆、大院成为家庭叙事的基本文化生态。

家庭小说折射着民族文化心理演变，它是民族精神具体而微的反映。

有别于西方家庭叙事更关注凸显当下现实的趋向，我国家庭小说更乐从历史维度来展示其叙事的厚重和纵深感。

家庭视角下的人物塑造，彰显了女性角色的圆型性格和独立地位。

家国同构的文化机制制约着家庭伦理的基本趋向，无数个家庭因为血缘和雇佣关系而放大了集体的威慑力量。

女性作为助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在《金瓶梅》之前就活跃于文学领域舞台之上，但其大多沦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点缀，她们偶然出现的身影亦多为某一类道德标签的替代，并未获得独立的人格价值。

《金瓶梅》开启了女性独立时代，三个叛逆女性的滔天欲浪张扬了女性的自觉意识，西门大院内外各具特质的人物行举凸显了生活的本真，其鲜活行为再现了生命的光彩和锋芒。

梁启超所标领的“小说界革命”开启了晚近的文学国家化，民国家庭小说沿袭《金瓶梅》以来的家反宅乱趋向，从而在破家立国的框架中找就情节推演的定位。时代风潮刷新民国文学的天空，沾溉人道主义思潮，子君（《伤逝》）、琴（《家》）、曾树生（《寒夜》）这群五四女儿一如娜拉式的集体出走，成为民国女性谋求个体解放和经济独立的姿态，杜赞奇云：

“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10]

民国家庭小说中的女性大都血肉丰满，她们异彩纷呈的内心世界凸显了人格独立。尽管她们还备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甚至甘愿臣服它的辖制，成为破坏他人幸福的制造者。

譬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缘于经年的情欲缺位和压抑，渴求补偿心理和寡妇道德促使其心理异化。她热衷于破坏女儿的婚恋，不惜手段葬送儿子的幸福，成为特定家庭中被扭曲的“这一个”，如此疯狂的报复足可媲美潘金莲。

坚硬的“贤妻良母”古典审美岩层被穿透，她已经走出男性文化的阴影，尽管她采取相当变态的方式。

四、《金瓶梅》式的家庭小说流变

《金瓶梅》的开创和尝试，引发后先传承的家庭小说系列，这大概有三条并行不悖的小说发展脉络，一是承传《金瓶梅》情欲书写路径而成的艳情小说，它们是明清人欲思潮凸显的产物，切合了书商媚俗射利的需要；

一是脱胎《金瓶梅》却反拨其淫滥而成佳话的爱情传奇书写，这类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主题的小说类型，通常称为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多以才貌双全的概念化形象，在一见钟情——小人拨乱——终得团圆的情节编织中营造花娇月媚的审美风貌；

一是学步《金瓶梅》，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名篇，却摈弃色情书写的小说类型，形成与才子佳人小说有交叉的一类“异流”小说。

较于《金瓶梅》以一家而洞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趋向，艳情小说多属意于男女情欲的自然泛滥，才子佳人小说多对接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它们都不太关注家庭之外的社会人生。

《金瓶梅》式异流小说则接续世情小说写时俗、重人情的特质，扬弃其情色呈现的自然主义趋向，注重小说品位的提升。

植根家庭本位，抒写世态人情，秉持各具其致的情色叙事技巧，它们一道推动了家庭小说兴盛。

才子佳人小说作为一种历时性的小说类型，虽不乏唐传奇的文化影响，至明清崛兴，实为市民意识与启蒙思潮的双重作用之物。

但《合浦珠》《五凤吟》等才子佳人小说主题近似、情节重复，才貌双全的人物形象沦为一类概念化的符码，创作程式化而为人诟病。

《红楼梦》第一回就指出：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11]

较以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理路，此论确实命中软肋。

有别于才子佳人小说“千部共一套”的书写积习，《金瓶梅》式异流小说的主人公有意常中出奇，它部分突破了专注于男女爱情婚姻的俗套，展示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

“《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唯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12]

此类小说人物塑造虽未能完全消褪类型化色彩，但毕竟凸显了小说塑造人物这一核心任务，关注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复杂，显示小说创作的新突破。

像明末的《金云翘传》以王翠翘与金重的爱情故事为线，展示窳败腐朽的社会体制；《金玉缘》《玉楼春》《英云梦传》诸作均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来谱写爱情传奇，凸显了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

“如果说《金瓶梅》典型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性解放思潮及其世态，那么，这一类小说则分别表现了作品产生时代的思想主流、价值取向、婚恋民俗、风土人情和朝野大事，因此它们超越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范围，更符合世情小说的特征。”[13]

有别于《金瓶梅》演绎的其他两条脉络，这类异流小说登堂入室、继往开来，延续了家庭小说不息的文化命脉。

立足于家庭视角，《林兰香》《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汇成争相辉映的家庭小说镜像。

《林兰香》侧重爬梳知识女性的精神焦虑和命运悲剧；《醒世姻缘传》撷取家庭的发迹变泰来正视封建伦理悲剧；《歧路灯》聚焦世家子弟从误入歧途到迷途知返的历程，透视家庭和社会的教育问题。

它们承袭《金瓶梅》的家庭视角，立足家庭去观察人生、体悟社会，形成璀璨的艺术汇流。

王启忠指出：“《金瓶梅》具有得风气之先，为数第一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后才出现《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和《歧路灯》等对完整家庭环境出色的描写”。[14]

《金瓶梅》复制出典型的家庭环境，藉以“异流”之作和才子佳话的接续，形成浩浩荡荡的家庭小说创作潮流。

应当承认，在诗化小说《红楼梦》诞生之前，才子佳人小说和《金瓶梅》式的异流小说延续了家庭小说的书写理路，填补了两部家庭小说杰构之间的空白地带，助推了世情小说的高峰出现。

《红楼梦》建构了一处兼有世俗和理想双重色彩的大观园，上演少女梦幻破灭的悲剧，展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

宝黛爱情悲剧与四大家族的盛衰荣枯，经纬交织，显示封建大厦崩溃的必然趋势。

如前所论，《红楼梦》劈头就数落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痼疾，侧面递送了《金瓶梅》式异流小说孕育《红楼梦》的存在事实。

摒弃艳情小说的淫滥趋向，沿袭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红楼梦》大量援引韵文来塑造人物，并对故事进行雅化处理，《红楼梦》矗立了异流小说基础上的另一高峰。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言志和载道倾向来勾勒中国文学的演变脉络，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明末的公安派和性灵派。

他批判新文化运动中那些专慕西学而抛弃传统的极端做法，侧重传统文学的内部变革来寻求新文学的传统。

新旧文学之间血脉相连，家庭小说固有一条相对独立的文化之旅，在小说观念、审美取向及创作实践上，民国家庭小说与《金瓶梅》系列的家庭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关联，家庭小说内孕着继承与创新的两种指向。

立足世态人情，从简单粗糙的线性结构到复杂交错的网状脉络，反映社会的风云变幻，《金瓶梅》及其异流小说标举了家庭小说的新路，巴金《家》、老舍《四世同堂》等家庭小说书写无不受此影响。

《金瓶梅》所标举的家庭小说的独特视角，或显或隐地影响到民国的小说创作，至少巴金、林语堂、张爱玲就一度浸染《红楼梦》等家庭小说、胡适、徐志摩都曾对《醒世姻缘传》着迷。

林语堂之女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载：“1938年的秋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15]这就侧面传递了家庭小说古今传承的文化面影。

毋庸讳言，拥抱世界的民国家庭小说不乏有对西方经验的借鉴，艾米莉《呼啸山庄》、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家庭小说杰作为民国文人提供了别样的异域参照。

但是较于成熟稳定的中国宗法体制，西方家庭只是基于血缘关系组合的松散共同体；我国家庭小说往往借家庭视角来关注社会问题，凸显历史的厚度，西方的家庭小说则大多只留意当下现实；强调故事性一直是西方家庭小说的传统，而我国的家庭小说除此之外，更深受抒情传统的影响，常援引韵文入小说，追求叙事的诗性色彩。

《文心雕龙·体性》载：“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16]^[11]

衡以民国小说家深厚的国学根底，《金瓶梅》以来的家庭小说传统是融化在血脉之中蒂固根深的文化记忆。

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相近题材并不能满足民国小说家的营养期待，深厚的民族文化才是民国家庭小说兴盛的根本，吮吸传统文化土壤养分而茁壮成长，域外经验充其量只是其远因而已。

五、结语

宗法体制下的家庭是血缘关系和文化责任的集散地，家庭叙事作为中国文学的固有指向，承载起中国文人由一家及一国、关注社会大千的文化担当，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民初胡适鼓吹“整理国故”运动，号召用西方科学方法来重新检讨中华传统学术，在此风潮之下，胡适、俞平伯标举了新红学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出版，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

正是民国小说家的不懈努力，实现家庭小说的时空链接，在叙事场景和叙事视角等维度打造家庭小说独特的创作家法，形成人物杂沓、经纬交织的网状结构。

云霞满纸的《金瓶梅》消褪了人物形象的理性主义色彩，藉以琐碎杂事来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它将人们视线从金戈铁马的战场、热血豪肠的江湖移向平淡无奇的市井。

它以冷峻的笔调剖析家庭废墟上所弥漫着的悲凉之雾，在寄意时俗的遐想中去多维透视社会、映照人生。

《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社会的暴露模式，促成了民国家庭小说大放异彩的创作盛况，寻绎民国小说与传统文学的血脉关联，反思以往文学研究偏重社会而忽视家庭的视角取向，凸显家庭视点透视的文化意义，或许这就是我们重新梳理家庭小说源流的价值之所在。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44页。

[2]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

[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2页。

[4]（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5]（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7]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8]（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页。

[9]（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10]（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1]（清）曹雪芹著、刘继保、卜喜逢辑：《红楼梦：名家汇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1页。

[13]沈新林：《论<金瓶梅>式异流小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年第4期。

[14]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5]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6]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第6期。转发请注明出处。